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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破解現代最大歷史之謎的一個重大突破／ 裴元豐

一、亟待廓清的歷史迷霧─毛澤東晚年之謎

二、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認識毛澤東晚年錯誤的一面鏡子
（一）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是史達林「左」的思想的產物
（二）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
（三）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的嚴重弊端

三、歷史大轉折時期的選擇─新民主主義的捨棄和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的確立
（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的構想1
（二）毛澤東急遽向左偏，轉向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
（三）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轉向史達林模式社會主義的原因
（四）在史達林模式道路上，毛澤東個人集權領導體制的進一步強化

四、個人集權體制的必然惡果─荒誕驚世的「大躍進」及其災難
（一）毛澤東好大喜功急於求成「左」的思想急遽膨脹，主宰中央決策
（二）幻想和暴力雙輪驅動下，世間最大荒誕劇「大躍進」的上演
（三）歷史的必然和不幸：中國大地重演當年烏克蘭大饑饉慘絕人寰的悲劇
（四）為三千七百多萬冤靈拷問：誰之罪？

五、識破廬山真面目─解謎毛澤東與彭德懷恩怨癥結所在
（一）彭德懷是中國共產黨軍事上首屈一指的先鋒大將，功高蓋世的戰神
（二）歷史上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恩怨是非
（三）廬山沒解決任何問題的「糾左」「神仙會」
（四）彭德懷悲劇命運的癥結所在
（五）彭德懷的倒下是中共歷史的一個大拐點

六、面對個人集權體制所造成災難的不同思考─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
（一）七千人大會的弦外之音：糾錯的兩種不同基調
（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分歧與衝突
（三）毛澤東的赫魯雪夫情結

七、絕對權力主導下的封建主義大回潮─解析「文化大革命」
（一）毛澤東絕對權力體制的建立
（二）精心設計的陰謀與陷阱
（三）「五七」道路旗號下的歷史倒車
（四）宮廷政治又重演
（五）超級特權生活

八、毛澤東絕對權力體制釀出的苦酒─透視「林彪事件」
（一）林彪是毛澤東的「愛徒」
（二）建國後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旗手
（三）中共「九大」後毛澤東與林彪的分歧
（四）毛澤東的步步緊逼與林立果的鋌而走險
（五）解謎「九一三」
（六）「林彪事件」的苦酒是怎樣釀成的？

九、任何外人替代不了的依眷和信任─毛澤東與江青關係的真諦
（一）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雙方情有所鍾的相互選擇
（二）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後生活歷程：從生活伴侶向政治伴侶的漸次演進
（三） 「文革」中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任何與他人的政治聯盟都不可企及的政治夫妻搭檔
（四）毛澤東臨終前的政治安排：江青是不言自明的核心接班人

十、集公僕與臣僕於一身的紅色大管家─周恩來與毛澤東關係的歷史定位
（一）作為毛澤東上級的周恩來：慧眼識毛，關鍵時刻總是護毛助毛
（二）作為毛澤東助手的周恩來：毛澤東離不開周恩來，卻又不給予政治上的充分信任
（三）周恩來臨終前的省悟與反思

十一、對個人集權體制的革與保之爭─解讀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鬥爭
（一）赫魯雪夫是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勇敢的改革者
（二）毛澤東批赫魯雪夫「全盤否定」史達林實質是堅守史達林模式
（三）中蘇兩黨兩國關係的是與非

十二、品質與體制之間─毛澤東晚年錯誤成因歷史尋蹤
（一）井崗山根據地初創時期對湘南農民軍的遣返：暴露出其品性自私、冷酷的一面
（二） 中央蘇區打AB團激發「富田事變」：反映出其偏聽偏信、喜歡以個人劃線，搞親親疏疏，排除異己的不良品質
（三） 西路軍的失敗蒙冤：充分表現了其整人不擇手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謀心術
（四） 張聞天、王稼祥、李達、傅連暲的人生際遇：清楚展示了毛澤東記仇不記恩，睚眥必報的個性特點

十三、毛澤東晚年錯誤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簡析紅色高棉的極左建國路線
（一）農業烏托邦社會主義
（二）輕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階級鬥爭極端化
（三）領袖個人專權，黨內清洗不斷，冤案遍於國中

十四、個人集權體制的餘波及其負面作用
（一）鄧小平政治上崇尚威權主義
（二）胡耀邦與鄧小平的分歧和被迫辭職
（三）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分歧和被撤職罷官

十五、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歷史教訓
（一）必須順應歷史進步潮流，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二）必須把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影響，作為思想政治戰線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
（三）必須把堅持防﹁左﹂反﹁左﹂，貫徹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歷史進程中
（四）必須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堅定走以人為本具有中國特點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五）必須樹立科學的歷史觀，根除個人崇拜的迷誤
（六）必須開展一場新思想解放運動，讓人民從思想上真正站起來

推薦序

裴元豐

　　作者深刻揭示了毛澤東個人集權的政治領導體制是造成毛澤東晚年之禍的根本原因。而建國後毛澤東個人集權的政治領導體制的確立，是巨大的歷史慣性和蘇聯史達林模式影響交互作用的結果。早在延安整風時，中共就賦予了毛澤東超越集體領導之上的權力。中共中央規定，身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的毛澤東，對政治局和書記處所討論的問題有「最後決定之權」。

這在當時黨內民主風氣還比較濃厚，外部又有敵人軍事進攻的巨大壓力下，毛澤東還能比較謹慎地使用手中的權力，個人集權體制的弊端尚沒有明顯的顯現出來。進城後乘奪取全國勝利之威和向蘇聯一邊倒師承史達林模式的大勢所趨，毛澤東個人集權的政治領導體制順理成章地登堂正位。

作者揭示了在史達林模式框架下，毛澤東個人集權體制通過接連不斷地開展政治運動和黨內鬥爭，不斷得到強化，黨內外民主被不斷扼殺、窒息，毛澤東獨斷專行日趨嚴重的演進過程。到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前夕，中共中央已形成毛澤東「一言堂」的局面。劉少奇、周恩來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已經只能順從毛澤東而不敢在毛澤東面前講真話了。這就是「大躍進」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荒誕劇得以上演並造成巨大災難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晚年之禍的釀成，其個人的不良品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作者通過對建國前不同歷史時期幾件重大歷史事實和幾位與毛澤東有特殊歷史關係的戰友人生際遇的解析，揭示了毛澤東身上存在的諸如自私、冷酷；喜歡以個人劃線搞親親疏疏，排除異己；整人不擇手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記仇不記恩，睚眥必報等不良品質。

　　並指出：建國前，由於嚴酷的對敵鬥爭環境和共產國際及黨內反對派的制約，毛澤東還比較謹慎，比較注意約束自己，其個人不良品質雖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某些問題上有所表現，但尚未能肆虐無忌。建國後在個人集權體制不斷得到強化，個人崇拜之風盛行，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絕對權力體制下，毛澤東可以為所欲為，其不良品質也就不受任何制約的恣肆橫虐，給黨和人民造成極大的災難。

　　因此毛澤東晚年之禍的釀成，體制問題是根本，但毛澤東個人不良品質的因素亦不可忽視。體制不好，品質好的人當權，不會胡作非為，事情不會壞到惡性程度。體制不好，品質不好的人當權，便會形成體制和品質的惡性連動與循環，造成嚴重災難。同時作者還對這樣一個令人們不解、必然要提出的問題進行了科學解讀：為什麼在戰爭年代有明顯惡德劣行的毛澤東，能夠戰勝黨內一個個政治對手，成為中共最高領袖，並領導中共奪取了全國勝利呢？這是因為毛澤東所具備的雄才大略。

　　在中共領袖群體中，毛澤東軍事上、政治上是出類拔萃的戰略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需要一個這樣的戰略家來掌舵、領航。正因為如此，歷史選擇了毛澤東。而毛澤東的個人不良品質同這種歷史需要相比，畢竟是次要的。應該說，作者這種解讀，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解答。

　　近年來研究晚年毛澤東的著作，大都對毛澤東的品質問題諱莫如深，個別談及毛澤東的不良品質，也是點到為止，籠統帶過。本書對毛澤東不良品質負面歷史作用的深入解析研究，也是這方面的一個突破。